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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首高远以天下为己任 抚心求是以上人为勉励——纪念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纪要

发布时间:2012-10-19 10:27:23访问次数:1252

       他因研究敦煌学而举世闻名,他说:我相信总有一天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他的著作《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全面阐述敦煌学的著作;他的古汉语中古语音研究著作《瀛涯敦煌韵辑》基本恢复了千余年前隋朝音韵学家陆法言的《切韵》系统;他已驾鹤仙去,留下了无数珍贵史料,更留给了后人“修辞立诚,天下文明”的训辞。
       他就是我国著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4月28日,在姜亮夫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姜亮夫先生弟子、浙大古籍研究所的师生和亲属相聚浙大紫金港,缅怀先生业绩,诚忆师恩。

                                                                               治学终生的大师
       姜亮夫先生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傅杰在座谈会上,回忆姜先生与书的故事:“姜先生的视力近乎失明,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看书,书本几近贴到脸上。1983年,16本的王国维遗书影印出版,虽然很贵,但姜先生劝我买,还让我为他也再买一套。因为原来那套不齐了。像姜老师这样,到了80岁还在不停地看书,这种不知老之已知的治学精神,让人感动。‘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姜先生完全就是这样的人。”
      “读书至今,我一直都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在遇到的这么多好老师中,姜先生是对我影响最大、影响最深远的。1964年师从先生读研开始,直到1995年先生去世,这32年间,我们的交往一直都没有断过。”在座谈会上,姜亮夫的大弟子、原浙江大学古籍所所长崔富章回忆了先生的点滴教诲:“先生逝世后,很多报社找我约稿,希望写些有关先生的回忆文章,但我至今都没有动笔。我觉得先生的境界很高,我们做学生的,需要时间来领会。以我的了解,先生有两点让我终身难忘。第一是,先生非常自信,具有文化自豪感。即便在文革这么严重的摧折年代,先生他也没有垂头丧气,总对未来充满信心。如果文化分器物、社会组织和精神三个层面,那么姜先生在三个层面都有研究,在国内学者中是很少见的。还有一点,先生非常注重文化传承。我们认识的32年间,先生谈到的学术人物不少于100人之多。他会和我谈这些学者的老师,谈他们的学生,在学术传承上作一个精要的对比。”
       浙江电视台钱江频道的计伟强,曾经做过姜先生的学术助手,他说姜先生是一个文化大家,研究的对象是人,是文化。“毕业留校后,我就成为了姜先生的助手,姜先生叫我看的第一本书是《古代社会》,他说你要学文化人类学,还得对历史有了解,再加上你古汉语基础还可以,通过古代的语言,去接触古代的文献,从而了解古代的社会,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系统的古代社会理论基础,视野就打开、宽广了。”计伟强说虽然后来自己改行了,但姜先生教会了他从各种不同的文化视角全面观察、考察和比较各种现象,这让他受益匪浅。
      “姜先生在治学方面喜欢用‘笨方法’”姜亮夫先生的女婿徐汉树编著的《学林留声录》一书中回忆到,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积累资料,不遗余力的加以整理,所以才会有《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才会让世人见识到《楚辞》中80多组字或词的统计表。“而”字,《离骚》73次、《九歌》3次、《天问》23次、《九章》199次、《远逝》58次、《九辩》116次……

                                                                                      为了学生
       在姜亮夫60多年的教书生涯中,他一直坚持不仅要教给学生广博的知识、做高深的学问,指引研究的方向,最终教会学生做学问的方法。
       在浙江师范学院时,姜先生发现学生不会自学。“那时系里有个指导思想,师范学院学生大部分做中学老师,因此只要把中学语文教材合成“古典文学”、“现代文学”、“语言文学”三大类,然后编写好中学语文教材参考资料,学生一毕业,拿着参考资料就可上讲台。”徐汉树说,针对这个情况,姜先生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苦读书、会读书,这样毕业才能独立工作,才能举一反三。
       1983年,姜亮夫先生受命组建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任首任所长。那时,他已逾80高龄,依然亲自授课。张金泉说,姜先生一直身体不好,不仅视力近盲,而且体虚似“摇摇欲坠”,但每次上课,那怕是下着雨,也从没有耽误过。而且,他还凭借自己在学术界的“人脉”和地位,请来多方大家为学生授课。
       浙大人文学院王云路教授,也是姜先生的亲传弟子,她对姜先生教的研究方法记忆犹新。“姜先生说,做学问就像在打桩,桩打得越深,旁边的泥土就越会吸附在桩的周围,学问的根基就越来越深,否则就是浮萍,没有一个归属。他告诉我们做学问重在打基础,要从一本书、一个领域入手,这个研究方法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中国的敦煌
       20世纪30年代,姜亮夫留学法国,他见到我国的许多国之重器、珍贵文物流散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尤其是见到敦煌宝藏的文物,激起他的爱国之情。姜亮夫放弃攻读博士学位的原计划,用了两年的时间,全力投入抢救敦煌文献的工作,此后,对敦煌学的研究,终其一生。
      “上个世纪80年代,学界流传一个说法‘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就在那时,中国敦煌文化学会正在筹建,杭州大学因为有姜先生,成为学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姜先生作为一个发起人,起草了敦煌学研究规划,这个项目国家拔款500万,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作为亲历者,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张金泉在座谈会上回忆恩师姜亮夫时说。
1985年,姜先生关于敦煌学的重要著作《莫高窟年表》历经磨难,终于出版,全书48万字。以年代为经,史事为纬,对公元68年至1943年敦煌文献进行编年,证考入表。该书体大精深,考订详尽,为敦煌学奠基作品之一。
      “姜老搞了一辈子敦煌学,因为一些历史原因,他一辈子都没有到过敦煌,”张金泉说,1990年的时候敦煌研究院开了一个国际学术会议,因为年迈体衰,姜老身不能之,心向往之,所以他专门题词,他说敦煌宝藏是全人类的遗产,他说敦煌不光是中国的,还是全世界的,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财富,需要全世界的学者一起来研究它。
       云南省前副省长梁公卿回忆说:“姜亮夫后来虽然生活在杭州,但每次见面,姜先生都会问我,昭通的庄稼长得怎么样?昭通北的林子长得怎么样?我都非常感慨和激动。姜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大学者,他曾经送给我一句话:‘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让我受用至今。现在昭通姜先生的故居,我们建起了姜亮夫纪念馆,希望能让姜先生的学术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文 潘怡蒙/摄影 卢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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