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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农学的开拓者 ——记中科院院士、浙江农大原校长陈子元

发布时间:2014-06-03 11:45:59访问次数:937

《农民日报》( 2014年03月26日01 版)
本报记者 蒋文龙
在核农学领域中,他的名字无人不知,他的成就无人不晓,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核农学,如果没有他,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将难以想象。
正是他,率先利用核技术对作物进行辐射诱变。正是他,率先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对农药的运动规律展开研究,主持制订了我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一直使用至今;泰斗、先驱、鼻祖……人们以各种褒赞形容他,但他一再声明,假如没有大家共同努力,纵使自己有三头六臂也无济于事。他只是中国核农学的“开拓者”,而且只是其中“之一”。
这个在和平利用核能道路上作出重大贡献,并且高风亮节、虚怀若谷的科学家,就是现年90岁的中科院院士、浙江农业大学原校长陈子元。
结缘核农学55年
华家池水光潋滟、绿树红瓦,这里,是浙江农业大学的老校址,现在是浙江大学华家池校区。
2013年11月14日,记者来到东大楼,敲开216室的门,应声而起的老人魁梧挺拔,满脸写着慈祥的笑意。
 “请进,快请进!”老人热情地招呼着。办公室简陋而凌乱,一张书桌、几个书柜、半圈沙发,到处堆着图书资料,除了核农学专业期刊,还有许多相关专业资料,更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人文社会科学杂志。
 “学科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交融。假如只关注本学科,而没有其他专业知识的涉猎,那么学科发展很可能固步自封。”陈老解释说。
正是这间办公室,从1981年起,陈老一坐就是32年。至今,他还每天徒步从家里前来办公,风雨无阻。早上在此阅读资料,掌握信息,思考问题,让自己随时了解世界上最前沿的核农学研究动态;下午则到实验室去转转,看看科研人员有些什么困难,需要指导帮助。
1944年,陈子元从大夏大学化学系毕业后,进入上海四维化学农场,跟随匈牙利籍植物生理学家蔡古从事无土栽培试验。大学期间,他就以《植物的化学培植》为题,做过毕业论文,而“化学培植”实际上就是今天的无土栽培。很快,陈子元掌握了无土栽培的所有技术,成为“中国无土栽培第一人”。
解放后,大夏大学与光华大学等合并成为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元任教其中;1953年院系调整时,陈子元又调到浙江农学院任教。大学分分合合,但陈子元一直教授化学、研究化学,直到1958年,一个培训班让他与核结缘,从此走上和平利用原子能的道路,整整55年,矢志不移。
一个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
如何和平利用原子能,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1956年,我国制定发布了为期12年的《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列为五大重点发展项目之一。
1958年,正在金华农村办学的陈子元被紧急召回,原来,学校选出了8位青年教师,将由他带队赴上海,接受“原子能和平利用讲习班”培训。 
讲课的是苏联16位核技术应用专家。讲习班分成10个专题组,陈子元所在的是同位素农业应用组。
两个月的培训,在陈子元身上种下了核农学的“基因”。回到学校后,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开始加速筹建。
没有仪器,没有设备,没有经验,当时的条件异常简陋,陈子元带着一帮人自己设计图纸,甚至自己锯有机玻璃。所有的一切,几乎都是白手起家。
实验室终于建成了,在有关领导支持下,他们获得了放射源钴-60。但钴-60远在北京,通过什么办法取回来呢?当时,两位青年教师刚刚结束培训要回杭州,于是受命完成运送问题。他们先将钴-60放在一个铅罐里,再将铅罐放在一只铅桶里,上下左右填满沙子,就这样,将放射源放在座位底下,乘火车回到学校。后来发现身体不适,一检查,白血球下降得厉害。
放射源送到实验室后,陈子元亲自上阵操作。他的理由是,自己已经结婚有了孩子,没有生育上的顾虑,而其他都是青年教师,尚未婚配,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对不起大家。
 陈子元穿上防护服,戴上铅玻璃眼镜,用铁钳子将铅罐盖旋开,小心翼翼取出烟蒂一般大小的放射源,放入另一个铁罐,开始进行辐射实验。
 “当时条件实在有限,无可奈何只得土法上马。现在想想实在太危险。”陈子元回忆说。
然而,就是凭借着这种连命都可以不要的精神,华家池边,矗立起中国高等农业院校第一个放射性同位素实验室。
 “袁隆平是采取生物学方法,我们则是利用物理学方法,培育抗病强、高产、优质的作物新品种。”陈子元说。
核农学提供了一种改变中国农业的新方法。通过威力巨大的核辐射,实验室先后培育了20多个植物新品种。其中“浙辐802”是全球推广面积最大的诱变水稻品种,问世以来累计推广面积已达2亿多亩,按每亩比普通水稻增收40公斤稻谷计算,经济效益达20多亿元。
牵头制订《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陈子元的核农学研究刚刚起步,就遭受重创:一方面,由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了全部专家,核农学只能在一片低谷中完全依靠自己摸索;另一方面,在“遍地开花”的核农学研究中,虽然得到一些成果,但在农业生产上实用意义不大。
双重夹击之下,核农学的研究迅速由热转冷。但陈子元觉得,只要坚持下去,找到一个在生产实践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研究方向,核农学的研究就一定能够柳暗花明。
这时,浙江金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农药中毒事件。当地因为使用“稻脚青”过量,出现人畜中毒死亡。这让带队调查的陈子元异常纠结:
农药是把双刃剑。没有农药,粮食丰产无法保证,但盲目用药又将贻害无穷。但遗憾的是,当时我国没有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陈子元决定将同位素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上,摸清农药的整个运动规律。而要开展此项研究,必须将放射性同位素在农药上进行标记,以便随时跟踪。当时,国内没有标记农药,要进口又没有外汇,因此,陈子元等只能带着人自己动手进行合成。
困难不仅仅来自技术,还来自政治环境。“文革”期间,陈子元和他的同事只能偷偷进行研究。就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陈子元和同事们对各类常用农药在水稻、棉花、桑、茶、中药材上的吸附、残留、转移、消失和分解的规律,应用同位素示踪技术进行系统研究,搞清了农作物农药残留量的大小与施药的数量、次数、时期、方式之间的关系。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1972年6月的一天,陈子元接到指令,让他火速赶赴北京。原来,我国又一批农副产品出口欧洲,在海关被检测出农残超标后被销毁。农业部决定立即制定一部农药安全使用标准。为了人们的生命安全,也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
1973年初,全国农药安全使用标准课题正式下达,由陈子元总负责,汇聚了全国43个单位的100多位科技人员进行协同攻关。整整6年,课题组共编制出29种农药与19种作物组合的69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的出台,彻底改变了我国农药使用没有标准可依的状况。1978年,该项目荣获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农业部技术改进一等奖,陈子元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被授予科技先进工作者称号。
从华家池到维也纳
1985年9月的一天,陈子元接到一封来自维也纳的信件。信中,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汉斯·布吕克斯告诉陈子元,他已被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顾问委员会委员。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联合国所属的独立机构,成立于1957年,总部设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其顾问委员会由德、英、法、西班牙、苏联等国16位核科学家组成。1984年中国加入该组织后,也将应邀派出一名在原子能和平利用上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担任顾问。
此时,陈子元创立的同位素实验室已发展成为原子核农业科学研究所,在利用核技术进行放射性诱变育种和采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法进行农药运动规律研究这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就。
专业和学科的发展随之一鸣惊人。陈子元所在的生物物理专业被命名为国家级生物物理重点学科和博士后流动站学科点,被农业部命名为核农学重点开放实验室,后被批准为核技术及应用的博士学位授予点。
一时间,核农学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在陈子元等人影响下,中国核农学的队伍不断扩展,鼎盛时达到2000余人。联合国官员评价:“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核技术农业应用上有如此庞大的队伍和完整的研究体系,有如此的研究成果。”
正是看到核技术在中国农业上和平利用的重大突破,看到陈子元在中国核农学领域中的卓越贡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来函件,邀请陈子元代表中国,担任该机构顾问。
1985年12月4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维也纳召开顾问委员会会议,陈子元代表中国,在会上做了原子能在中国农业上利用的报告。在世界舞台上,让大家了解了中国和平利用核技术的成就。
此后,作为中国大学校长、核农学家,陈子元频频亮相国际核农学舞台,先后访问了日本、比利时、卢森堡、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等多个国家,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交流合作。
生也有涯创新无涯
世界各国利用核能各有千秋,我国的特点是通过核能的和平利用推动农业生产,解决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如今,我国是世界上核技术诱变育种最大的国家,所培育的新品种占全球的1/4;在国内,诱变育种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播种总面积的20%左右;通过诱变育种,每年增产的油料作物达10亿公斤,粮食作物达30亿公斤。
作为院士,作为技术象征,陈子元就站在这个全球最大的核农业大国的背后。
但面对如此的地位和影响力,陈子元从不自满,也从不因自己获得的荣誉而傲慢。他信奉的是“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学习要不知足”。
作为一个老科学家,陈子元始终要求自己求真务实,不追名逐利,不心浮气躁;更为可贵的是,尽管年过耄耋,但没有丝毫松懈,而是以一种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一再强调突破陈规,勇于创新。
 “我们中国人一向强调不要‘标新立异’,反对那种不着边际、好大喜功的做法。但为了科学发展,以科学为依据的‘标新立异’是完全必要的。”陈子元说。
新世纪以来,陈子元将核农学研究和应用领域拓展到包括农、林、牧、副、渔在内的大农业,并且覆盖到生产全过程。他将核农学与电子计算机、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手段相结合,把核农学的研究水平、测试效果和结论的解析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未来的发展往往取决于新兴学科,而新兴学科常常是学科交叉的结果。”陈子元认为,自然科学往往按部就班,比较讲逻辑;社会科学则天马行空、充满创意,只有两相结合,科研工作才能开创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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